歌剧《白毛女》的创作题材是根据1938 年左右开始传播的《白毛仙姑》民间故事改编而来的。1945年歌剧《白毛女》首次公演在延安，是由鲁迅艺术学院老师与学生集体创作的大型民族歌剧，60 多年来，这部中国的新歌剧已经成为了红色经典。

一、政治层面

在政治上，1942 年5 月2 日，在陕西延安毛泽东曾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并不是超阶级的，文艺是要和工农兵群众结合在一起的。同时，延安的共产党同志们还发起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使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们认识到要在生产劳动中创作出一个崭新的，并且反映中国共产党思想念的新型艺术作品。1945 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那时苏联红军已经从欧洲返兵打日本，日本败退，很明显我们的抗战就要胜利了，胜利曙光已经慢慢来临。在院长周扬的领导下，决定实行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文艺座谈会精神，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根据1938 年开始流传的民间传说《白毛仙姑》，加工并改编出了民族歌剧《白毛女》，同时这部新歌剧作为对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献礼的节目。民族歌剧《白毛女》由鲁迅艺术学院的戏剧音乐系主任吕骥和副主任张庚负责，编剧是文学系的邵子南，导演是王滨、王滨、舒强、王大化，作曲部分由张鲁、马可、瞿维、李焕之、向隅、陈紫等人完成。邵子南在《白毛仙姑》传说的根基上，不久就创作出了一个全新的脚本。在排练了几场戏之后，院长周扬和其他领导们觉得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修改期间发生了些争执，邵子南主动退出了创作队伍，张庚同志立即将编剧换成了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丁毅、贺敬之。接到《白毛女》的创作后，贺敬之等人执笔的创作修改中，很快有了新的剧本，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思想和强烈的新生活新面貌的感情相结合在一起，反映新的局面来临，迎接战争胜利，体现出人民群众对新生活的向往与憧憬。

二、经济层面

在经济上，当时处于抗战时期，由于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闭和军事包围，再加上根据地连续几年遭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因此革命根据地出现了严峻的经济困难情况。在陕西边区的中共中央所在地，经历了没有衣服穿、没有鞋袜穿、冬天没有棉被盖、没有油吃、没有纸用、没有菜吃的艰苦生活。于是中共中央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开展了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即大生产运动。这次运动接济根据地走出了困境，为抗战的成功建立了良好的基础。农业、产业和贸易也得到了快速发长，大大减轻了人民群众的包袱，军民生计也得到了改进。在民族矛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调整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承认了地主对农民的债权和租佃关系以及地主所有权。为了改善农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对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再次进行了一些限制。这措施更好地强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解放农民问题相结合起来，既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又有利于团结地主阶级一起抗日，加强了抗日统一战线。可以看出那个时期抗日战争还没完全胜利，农民群众还是受到地主阶级的压榨、任意欺辱和残酷的经济剥削。因此，抗战胜利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给劳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首要要求。歌剧《白毛女》创作在这个时期，剧本的字里行间体现了群众百姓渴望翻身，渴望解放和新社会，侧面衬托出地主阶级的残忍，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新社会和共产党走向繁荣富强的热切期望。

三、文化层面

在文化上，提出了“民众娱乐改进”的观念，大力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引导民众的情绪向健康愉悦的方向发展，提出文化对人们生活意义提高以及娱乐对于民众身心改造的作用，更加关注于农民对新生活的设想和看法。旧时群众与文化娱乐的联系，多在于农事较少的时候。在延安春节的闹秧歌受到关注，新秧歌除去了以往的低级趣味，现在向健康愉悦的方向发展，反应出了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平等"和“集体”的观念慢慢的深入农民群众的意识中，通过娱乐生活一点一滴的变化去体验社会细微的转变。除春节闹秧歌之外，群众还有些日常的娱乐活动，如旧戏班、吹手班、皮影子戏、瞎子说书、自乐班、剪纸、猜字谜识字、俱乐部等等。新秧歌的发展为《白毛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对于“歌剧”几乎是陌生的，《白毛女》的几位作曲家也不例外，写了一大堆谱子，可是试唱后都没能采纳，这让他们绞尽了脑汁。一番推敲后，总负责张庚突然想到大家都是对西方的歌剧很陌生，然而我们这个歌剧《白毛女》是要演绎给中国老百姓看，只要他们喜欢、爱听爱看就行了，要扎根民族沃土，体现出我们自己的民族特色，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于是经过一遍又一遍的否定加修改后，终于把歌剧《白毛女》的曲子给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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